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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改革开放同行(三)

发布时间:2019-03-20 08:04:00
作者:蒋钟仪


  (五)知识更新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1978年经国家批准上海电视机厂(金星彩电)引进全国条彩电生产线项目的开工,将已经启动了近2年的上微厂漕宝路地块的新厂房建设耽搁下来了,Z后这项工程一拖就是8年。8年来,工厂的生产能力早已翻了好几番,设计能力必须作较大的调整。1983年9月我又被调回设备动力科负责全厂的设备管理、新厂房的改建和负责工厂的全面搬迁工作;搬迁结束后,新厂房的布局(六个层楼)一下子适应不了原来(棉纺厂)的生产流程,1985年1月我被调往生产计划科,负责全厂销售、计划、生产、进出口等业务。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深感自己知识的匮乏。面对这一知识量大、增长率快的经济发展时代,以及自己岗位的不断的调动,平时的自我的学习就显得极为重要,只有不断加强学习,不断更新观念,更新知识,向着“博学多才”的目标靠拢,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步伐。


  1985年9月,老程担任厂长时,他代表组织把我送进了上海机械学院系统工程系“经营管理与系统工程”大专班学习,这里的学员都是来自机电一局系统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各级干部。当时课程安排是从“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与数理统计”学起,一直到开设“系统工程概论”、“管理心理学”、“管理经济学”、“管理信息系统”,还学习了“工业会计”、“财务管理”,再加上“程序设计语言”、“计算机基础与应用”等十五门、817学时,每周二个半天和三个晚上半脱产,不管刮风下雨,还是炎热的夏天,我都要从上海西南角的漕宝路骑着自行车赶到上海北站中兴路的机械工艺研究所去上课。就这样坚持了整整一年半的时间,我没有辜负组织、领导对我的重托,不仅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又一张毕业文凭,而更重要的是新的知识、新的观念充实了自己头脑,让我跟上知识经济时代的步伐。

  1990年5月,我又获得了一次学习的机会,参加了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举办的“全国第十期总经济师班”。这是一次全脱产的住校学习的培训。那时,正是在不断深化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逐步形成了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思路。在开设的十多门课程中,有“市场学”、“西方经济学”、“金融与贸易”、“快速决策分析”、“管理会计”、“现代审计”等,总共上了376个学时。我们上课的教材,没有正规的课本,都是老师用手刻蜡纸油印出来的讲义。那給我们上“西方经济学”课程的老师,讲义封面还不敢用这名字;“市场学”的老师讲课也十分谨慎,Z后只能组织大家一起讨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Z后,我以全优的成绩结束了五个月的学习,更大的收获就是开始明白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


  这二次的学习机会真是收获颇丰,受益匪浅,开阔视野,不仅转变了我很多的观念,还学到了先进的理念或是思考问题的方法,为之后国有企业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注入了新的思路,让我在这改革的大潮中得到锻炼和成长。

  (六)在探索扩大机电产品出口的路上

  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面对国内专用微型轴承的需求量逐年下降,而工厂的生产能力又在逐年增长的情况,上微厂遵循了周总理关于“多出口机电产品”的指示,1973年12月“SW”牌微型轴承首批通过上海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向伊朗发运,仅出口28800套36个品种,为我国的微型轴承出口开创了新的销售局面。

  1974年春季广交会上,与法国客商华洛斯成交了279万套的业务,占当年产量的54%,弥补了当时上微军工任务不足,制止了生产的滑坡。


  但是,由于国内价格体系的不合理,导致出口不如内销,出口亏损严重,造成1973-1978年六年间出口量徘徊不前,年出口量一直保持在300万套左右,创汇也仅几十万美金。1979年6月开始实行全面质量管理,成立了QC小组,在提高产品质量的同时,加强了技术改造,降低了出口产品的成本,主动让利,调动了外贸公司的积极性,当年出口创汇223万美金,出口量829万套,占全年总产量的64%。好了几年,生产年年都在增长,没想到1983年-1984年,由于市场萧条和我国实行外贸控亏政策,严重挫伤了工贸双方的积极性,导致了出口量的大幅度下降,83年比82年下降50%,84年又比83年下降40%,出口创汇跌至75.7万美金,形成了上微厂出口创汇史的一个低谷。

  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1985年7、8月主动从领导一线退下、从事调查研究的国家财经领导小组顾问周建南老部长,受国务院的委托主持领导机电产品出口工作。他来到上海、来到我们工厂,专门听取、了解、关注、指导我们的出口情况,我们老戚厂长作了详细的汇报。同年10月,经过深入的调研,在周部长的组织下,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扶植鼓励机电产品出口的方针、政策和措施,推动企业积极参与竞争,推进机电产品出口外贸体制改革,形成了一整套适合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机电产品出口体制,也就是国务院批转了由原经委等八部委联合上报的《关于扶持鼓励机电产品出口的意见》(国发【85】128号文件)。


  我们工厂在周部长和国务院机电出口办、上海机电出口办的直接指导下,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开放的举措。首先与上海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签订了出口代理合同,成为上海Z早推行出口代理制的3家企业之一;在此同时,与上海机械进出口公司开拓了对苏的易货贸易。之后,针对在市场上出现SW商标纠纷,1986年组建了全国微型轴承出口协调小组,按《商标法》规定与多家出口SW商标的国内微型轴承企业签订了《商标许可合同》,统一出口标准,一致对外。接着,1987年,与财政部、市财政局协调,在全国机电行业中率先实行出口创汇和工资总额浮动挂钩的试点,大大提高了企业出口的积极性;同年,被国务院机电出口办批准为机电产品出口基地企业,并取得了企业自营出口权;1988年,上微厂出任中国轴承出口联营公司董事长、秘书长和总经理,挑起了全国轴承出口的重担;同年,与日本北日本精机株式会社开始洽谈“三来一补”业务……。


  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开放措施的实施,1988年出口产量、产值分别占总产量和总产值的60%和53%,占全国微型轴承出口总数的80%以上。那一年,上微厂为上海市首批7个具有外贸自主经营权的单位之一,同时被评为国家二级企业,在全国轴承行业质量评比中获名。1989年1月,成为全国10个外向型经营管理试点企业之一;11月,被机电部评为1988年度“全国机械电子工业百家出口先进企业”。


  1985年以后,周部长几乎每年来上海,都会亲自来工厂关心和指导,或去他下榻的衡山宾馆听取我们企业出口工作的汇报。在我与周部长的接触过程中,他对工作的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勤勤恳恳,讲究实效,从不浮夸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正是因为他当年为改善我国外贸出口商品结构、推动外贸体制改革和进一步对外开放、振兴机电工业、扩大机电产品出口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了重要的有价值的、可操作性的建议和政策,如今,我国的机电产品出口已成为我国外贸出口的大类商品。

  在今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决不能忘记这位为新中国电工行业、机械工业和对外经贸工作以及改革开放作出杰出贡献的老人,帮助指导我们走出低谷,扩大出口。即使在病重期间,我与老戚厂长去看望他时,他还不停地关心着我们上微厂的出口工作,并给我们国企的改革指出了方向。


  他是我们国有企业改革开放的功臣,是我们尊敬的老首长!
 
(未完,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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